宋代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业

我国雕版印刷起于唐五代时期杭州与成都地区，是民间的创造。五代晚季已用之于刻印甲部经书。宋时进入了雕版印刷的大盛期，而所谓大盛，又以长江流域为最。其显著标志是，宋时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形成了杭州、成都、建宁三大印刷中心。

1、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的雕版印刷业

宋代长江流域雕版印刷的三大中心，以杭州为最著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8所谓“今天下印书，以杭州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为下”是也。杭州书坊林立，有“经铺”、“经坊”、“经籍铺”、“书籍铺”、“文字铺”等，有铺名可考的印刷作坊，在南宋时有10余家。

北宋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，多数都拿到杭州去刻印，而非在汴京。《石林燕语》卷8谓：“京师（汴京）比岁印板，殆不减杭州，但纸不佳。”虽然汴京比岁印板不减杭州，然印板质量却以杭州为上，何况汴京纸质又远逊杭州。南宋建都临安（杭州），书籍铺如此之多，雕版刻印之盛，更可想见。唐时杭州的雕版印刷业已有基础。杭州之所以成为一个最大的雕版印刷业中心，是有基础的。

长江下游的雕版印刷业并非集中于杭州一地。除杭州以外，婺州、衢州、明州、严州、越州等地，也都有雕印作坊。

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宋时印了多少书？据罗树宝先生《中国古代印刷史》统计，浙西路印有《后汉书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南史》、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《剑南诗》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临川先生文集》等64种；浙东路印有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周易注疏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《老学庵笔记》、《五代会要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四书朱子集注》等33种；江东路印有《渭南文集》、《谢宣城集》、《昭明太子集》、《史记》等21种；江西路印有《容斋随笔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春秋集注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文选》、《临川集》等27种；淮南东、西路印有《梦溪笔谈》、陈《农书》、《春秋经解》、《淮海集》、《徐积节孝先生集》等11种。

2、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雕版印刷业（附荆湖）

成都自唐五代以来，已成为一个雕版印刷业的中心，宋时更有发展，刻印的质量可与杭州比美。北宋初年不少书籍，除拿到杭州刻印以外，另一雕印地点即为成都。最有名的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刻成的全部大藏经，被称为《开宝藏》。其他地区如眉山、潼州刻印业也颇为发达。

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刻印的书籍，有《开宝藏》、《六家文选》、《七史》、《东都事略》、大字本《三国志》、《淮海先生文集》、《鹤山大全集》、大字本《资治通鉴》等数十种。

两湖（湖南路和湖北路）的印刷业，虽不及下游的江浙地区与上游的四川地区有名，但在宋时，雕版印刷业也很有发展，所印的书籍，湖北路有《续世说》、《花间集》、《建康实录》、《紫岩易传》等十余种；湖南路有《两汉刊误补遗》、《新书》、《司马公文集》、《集韵》、《淮南鸿烈解》等数十种。

3、以建宁为中心的福州路雕版印刷业

福建雕版印刷最集中的地方，是建宁府的建安和建阳两县。其中又以建阳的麻沙、崇化二地为更著名，号为“图书之府”（见《宋本方舆胜鉴》卷11建宁府）。刘克庄《后村居士集》称建阳麻沙、崇化“两坊，坟籍大，比屋铉诵”。朱熹《嘉禾县学藏书记》称“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，无远不至”（此据《方舆胜览》）。可见建阳雕版印刷的繁盛。福建的刻本称“闽本”、“建本”，麻沙所刻亦称“麻沙本”。麻沙本以柔木刻板，以当地所产纸张印刷，被认为是用纸质量低劣的刻本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把福建的雕版印刷放置在杭州、四川之下，原因在此。除建安、建阳外，泉州的刻书业也很有名。

各地所印书籍，建宁府有《尚书精义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史记正义》等数十种；福州有《汉书》、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万寿道藏》、《宋宰辅编年录》等十余种；泉州有《梁溪先生集》、《龟溪集》、《禹贡论》等十余种；南剑州有《石林春秋传》、《唐史论断》、《班左诲蒙》等；邵武军有《高峰集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《孟子》等十余种；汀州有《嵩山文集》、《钱塘韦先生集》等；漳州有《北溪集》等。

宋时长江流域雕版印刷之盛，原因有三。

1、制纸与制墨技术的发展。

考古家认为由麻料纸过渡到用树皮纤维造纸，是一个进步；由用木本植物韧皮部到用整个茎干造纸，又是一个进步。竹纸即用竹子的整个茎干造成。而竹纸的出现，却在宋朝。苏轼《东坡志林》卷9说道：“今人以竹为纸，亦古所无有也。”

宋时竹纸，以长江流域江浙一带所产为最负盛名。南宋陈《负暄野录》卷下语及：“今越之竹纸，甲于他处。”宋时竹纸已大量用于雕版印刷。今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《史记集解索隐》、绍兴戊辰《毗庐大藏》，均用竹纸刻印。

印刷需要的墨，在江南也已发展成熟。墨以歙墨（又称徽墨）为最有名。墨至宋朝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，墨工辈出。后人以为宋版书“墨色如漆”，“墨色精纯”，便是因为制墨业的发展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优良的印墨。

2、出版的自由与活跃。

宋朝雕版印刷事业非常活跃，这种活跃来自于出版的相对自由。宋时虽然理学盛行，但尚无文字狱。书，朝廷可刻，地方可刻，私家坊间也可刻。不仅如此，对于本朝历史、历书以及属于国家机密的书，原来不准私人印刷，神宗熙宁元年，连这种禁令也放松了。宋罗璧《识遗》说得好：“禁刻一弛，则私刻坊刻，风起云涌，刻书遍及全国。”

由于出版的自由，版权问题在历史上被第一次提了出来。宋程舍人宅刻本《王称东都事略》目录后有长方牌记，上有“眉山程舍人宅刊行。已申上司，不许复版”之言。宋刊本祝穆《方舆胜览》自序后，有两浙转运司的录白：禁止翻刊、翻版，如有翻版人，允许“陈告追究，毁版施行”。保护版权，也就保护了出版的自由。

3、教育与编著书籍事业的发达。

宋代教育事业发达。除了京城所在地的太学等学校以外，地方上有州学、府学、军学、县学，特别是书院的出现与民间办学的兴盛，形成一代特色。民间办学以江浙、四川、福建为最发达。出现了所谓“学校未尝虚里巷”，“城里人家半读书”的景象（见淳熙《三山志》）。学校教育的发达，是要促进雕版印刷的发展的。因为对书籍的需求量，无论经、史、子、集都增加了。